新书丨高居翰“中国古代晚期绘画史”（五种）

跨越近四十年的写作计划 

将中国古代晚期绘画视作可供西方风格发展理论比较反思的唯一强大对象 

海外中国绘画史研究高峰 

凭借独特阅画经验与极富才情的历史感，引领读者以视觉方式进入历史深处 

高居翰“中国古代晚期绘画史”（五种）

隔江山色：元代绘画（1279 —1368）

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1368 — 1580）

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 — 1644）

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

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

精装彩印

总定价：650.00元

可单册购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年9月

内容简介

针对宋代以后中国绘画发展停滞说，高居翰开启了他的晚期绘画史写作计划。三联版“中国古代晚期绘画史”（元、明、清）所呈现的，是他将中国绘画视为一个有机体而作的宏观式思考。在近四十年的研求体察中，高居翰凭借自身独特的阅画经验与极富才情的历史洞察力，孜孜不倦地探索晚期绘画史的本质性问题，以令人尊敬的雄心抱负与坚实努力，达至海外绘画史研究的高峰。几番理论思潮后，让我们重温高居翰的耕耘与贡献。

中国美术由于传统太长，无论是资料掌握或观念的自由度，都形成入门的障碍。高居翰的中国美术史，提供了一个新颖而不同的视野，对我们重新面对自己的传统有耳目一新的启发性。

——蒋勋

像高居翰那样见过那么多作品的几乎没有第二人。其分析力之敏锐与深刻，常令我不由得为之惊叹。

——古原宏伸

当有朝一日，大陆美术史家们在自己的领域掀起崭新的篇章，我们再回顾前辈学者的辛勤耕耘，对于高居翰先生的巨大贡献，将会感念更深。

——范景中

 作者简介

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6—201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1997年获该校终身成就奖；曾长期担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顾问。2010年，史密森尼尔学会曾授予其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Charles Lang Freer Medal），表彰他在亚洲和近东艺术史研究中的杰出贡献。

高居翰的作品融会了广博深厚的学识与细腻敏感的阅画经验，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主要作品包括《图说中国绘画史》《隔江山色：元代绘画》《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山外山：晚明绘画》《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等。

 序 

“中国古代晚期绘画史”写作计划的开启

* 原为《隔江山色：元代绘画》英文版原序，标题为编者拟

丨高居翰

本书是所拟中国晚期绘画史一套五册中的第一册。其中有数册已经着手准备，希望在五年之内完成整套系列。其余四册将探讨明清两代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绘面。每册预计自成单元，分别包含晚期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如此一来将在范围上比拟——我原来也有此雄心——欧洲绘画中讨论文艺复兴（Renaissance）、巴洛克（Baroque）或其他时期绘画的著作。

一如每册自成单元，即使往后再有早期至宋代绘画的论著，这一套五册也可以独立。本册始于十三世纪末，那时中国绘画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这似乎是引领读者从中切入看中国画史。诚如后文各章显示，中国晚期绘画史始于元代，是个崭新的时期，而不只是旧世代的延续（虽然若干主题古已有之），是以非常值得纳入此一系列做个别介绍。

直到三十年前，远东以外的一些国家才开始严谨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而且仍然有些争议。过去通常以为十三世纪末以降的绘画是鼎盛传统随宋代而亡，至少是明显式微之后每况愈下的产物。喜龙仁（Osvald Siren）在《中国晚期绘画史》（History of Later Chinese Painting）（1938年）之中，提纲挚领介绍了重要的画家、画派，刊出其代表作，但是他对十三世纪画风和美学背景与前代的差异这个基本问题着墨不多。其他的着者像司百色（Werner Speiser）和罗樾（Max Loehr）（见参考书目1931与1939年的著作）则觉察到艺术价值上影响深远的转变藏在元代大师辉煌的成就之中。但是彰显那些艺术价值，从而熟悉这个广大而迷人的新领域，除了在中国与日本之外，往往碍于无法观览此一时期的真迹，仅有效果不彰的复制片，致使研究中断。直到1950年代情况才有改变，美国与欧洲两地的美术馆以及私人收藏家的典藏开始可以与远东国家并驾齐驱，而研究中国艺术的专家逐渐转移心力，从早期绘画移向晚期。

1950年代之后二十年间，中国绘画的研究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如今讨论宋代以后大师的文章多见于单篇论文、专书或博士论文，不是已经完成便是正在进行之中。画家传记资料渐趋完备，有助于澄清生平，许多中国画家与评论家的相关著作也有了翻译本。而最重要的是，风格的研究让画家与作品能在艺术史上定位明确，各个时期、画派与大师重大的贡献获得肯定，于是现在再写中国绘画史自然能从这些专门的研究中获益不少，我的收获可以从注解与参考书目中一目了然。可是，中国晚期绘画整体看来是呈点状分布，常在交接处或转换阶段消失，如果把它们当做一连串的个别现象是看不出端倪的，必须放在历史的脉络中，才能发现那是大范围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今天研究艺术史的潮流倾向于把艺术史料与社会史、政治史与思想史做整合，是一股比较健康的潮流——本书显然将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其佘四册亦然。但是必须对艺术史本身的发展有更透彻的了解，这种整合才能恰到好处。

以上几项原因，使我觉得尝试建立中国晚期绘画通史的时机已到。另外，由最近数场成功的展览可见大众的热情与日俱增。一度被认为是很优雅甚至莫测高深的品味，如今都流传在艺术爱好者及常逛博物馆的民众之间，从而产生了仰慕元、明、清绘画的人群。他们发现面对作品时，不是那么难以沟通——即使现在，我们对于当初看画时遭遇的挫折，仍有些费解——但是他们依然想进一步了解作品、画家，以及绘画背后的理念。本书以及陆续发表的著作便希望能够满足这些需求。

因为心里存着这个想法，行文之中有时会从西方艺术史借用一些术语来形容中国绘画的发展与活动，这种中西比附可能不是十分精确，因为比附本来就不会精确。我了解这么做有危险，也会引起一些同僚的抗议。比如说，中国画家常在作品中刻意模仿或者沿用早期风格及大师的画风，这种情形我用archaism和archaistic来形容。几年前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位中国艺术史的前辈便驳斥这种用法，以为这个术语在欧洲艺术史自有含义，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我现在仍然维持当时的看法，除非我们去造一个新字（以中文的“复古”为字源，假设是“fukuism”），否则别无选择，只能用一个现成的英文字，然后集中精神尽可能完整正确地界定这个字在中文里的特殊用法，以及我们使用时的含义或范围。其他诸如romantic，neoclassical 和 primitivist这些书中“意味深长”的术语，同样是用在中西现象十分近似的场合。

本书收录的图版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典藏，都是倾力网罗第一手图版，但是有少数例外，比如中国大陆的绘画，就只能尽量取自效果较佳的出版品。非常感激各地的美术馆与私人收藏家让我使用他们的绘画，还提供底片。其中对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及院长蒋复璁博士要特申谢忱，我在此出版复制的画作居所有博物馆之冠，占了全书近半数（事实上，我常仰赖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此地大师级的作品举世无双）。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作品大部分的相片都是来自密歼根大学安娜堡校区（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的亚洲艺术图片中心（the Asian Art Photographic Distribution），他们真是有求必应，也要特别致意。

另外还要感谢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1973年秋天我以中国艺术与考古学专家代表的身份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恪尽地主之谊，各个美术馆的职员与馆长也慷慨展示馆中珍藏。原先只见过复制片的作品，如今都能当面仔细地参观揣摩而得以在本书中讨论。

《隔江山色》内文实拍图

《气势撼人》内文实拍图

书中援用一些同事的研究，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李铸晋教授所出版的著作让元代这片坎坷的领域平顺不少，非常感谢。牟复礼教授（Professor Frederic Mote）提供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元史初稿，在处理元画的历史背景时很有用处。另外有三位年轻学者是我前后任的研究助理，也须特地答谢。诸如中国官名与地名这些重要的细节，是由罗杰斯（Howard Rogers）上穷碧落下黄泉搜寻而来，他同时还订正翻译，在手稿的空白处完满了脚注，使我减少错误，得以及时补正。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负责多项事务，其中包括详阅注释及准备参考书目。图片说明与索引，及中文部分则是由魏德纳小姐（Marsha Weidner）代劳，感谢她处理这份棘手的工作。摩根女士（Mrs. Adrienne Morgan）为本书提供地图。加州大学出版社及艺术史和系（the 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 and the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Art）的普赖斯小姐（Lorna Price）发挥编辑技巧，将文稿中笨拙的文字重新润饰，打破许多处我“迷恋分号”的句子，加以简化。至于进一步流畅的编辑作业，以及全书的设计与成书，则要归功于威特比小姐（Meredit Weatherby）以及她在威特希尔公司（John Weatherhill，Inc.）的同事。

大分部的文稿都是1972至1973年在日本休假期间写成，当时我正接受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资助，于此我铭谢万分。同时，还有来自伯克利加州大学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Reasearch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nia，Berkeley）珍贵的赞助。艺术史系的同僚，特别是格里姆斯利（Nancy Grimsley）、马尔（Wanda Mar）和摩克（Jill Moak）诸位小姐耐心有加，除了文稿打字以外还帮了许多忙。我的儿子尼古拉（Nicolas）代为拍摄一些图版。最重要的，还必须感谢桃乐蒂（Dorothy Cahill），写这样一本书我必须离群索居，她除了再三忍受，撰写期间还不时地提供意见鼓励慰勉，谨以此书献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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